夏德元 主持人 新闻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

　　费雯俪 对话嘉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杉达学院时尚传播系主任，副教授，巴黎政治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夏德元：灾难事件与生俱来的色彩及其显著的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破坏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使其必然成为某一时期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新闻价值不言而喻。从去年夏天的洪涝灾害到今年春天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各类媒体对一线灾情的客观报道之外，也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泛娱乐化倾向。对这种现象两位怎么看？

　　费雯俪：灾难报道的泛娱乐化并不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媒体现象，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传播主体大众化、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使得这种倾向更加严重。灾难报道泛娱乐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报道的焦点转移到灾难中带有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场景与细节之中，例如把新冠病毒戏称为“阿冠”，并为新冠病毒制作拟人化的漫画角色。二是为了抢占新闻“噱头”，强行制造娱乐性话题，将重心转移到具有猎奇性的八卦新闻报道中。以今年夏天澳洲森林火灾为例，森林大火蔓延4个多月，许多自媒体却对此进行调侃，而不少偏激的观点和表达居然也吸引了不少流量。三是灾难报道方式不当，对受灾者造成重复创伤。比如在汶川地震中，当地一家媒体对地震中幸存的一只猪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记者还运用拟人的手法陈述猪的内心活动，这不仅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还对受灾者造成再次伤害。

　　吴华清：作为媒体从业者，我对灾难报道中的娱乐化倾向深有感触，也深恶痛绝。卖萌耍宝、娱乐一切，每一次的灾害报道中娱乐化的故事、段子总是层出不穷，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此起彼伏。2008年的汶川地震、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今夏我国多地发生的洪灾等，一边是灾情深重，一边是“娱情”不断，让人深思；一边是遭遇困境的灾民和各地政府社会的救援应对，一边是各种恶搞段子、娱乐化改造过的“新闻”和跟风传播、点评的无聊看客，这些娱乐化的现象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夏德元：确实如此，媒体对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直接影响着受灾群众及关注灾情的受众对灾情的认知和判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难报道的泛娱乐化现象呢？

　　费雯俪：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传播格局的改变为灾难报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媒介技术加持下，新闻工作者不必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也可以根据自媒体或目击者的片面信息和画面进行经验性的撰写以博眼球。例如在疫情期间，全国多个自媒体出现了“丢下一万元就跑”的报道，从刚开始丢的是价值不等的钱，到出现丢食物、首饰、珠宝等物品，甚至出现了丢猪的假新闻。第二，媒体竞争对媒介伦理规范的冲击。在媒体恶意竞争和利益的驱使下，不少媒体在报道的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戏剧化，甚至演变为追求刺激性，远离新闻伦理规范。第三，媒介认知偏差。在重大灾难事件报道中，有些媒体把娱乐化新闻当做践行正面报道理念的产物。

　　吴华清：灾难报道无不备受受众关注娱乐报道，客观上都是吸引眼球的新闻富矿，也是各类媒体的兵家必争之地。灾难报道娱乐化表达的现象有着深层背景和底层逻辑，从表面上看是信息内容生产、新闻话语表达的问题，根本原因却在于对灾害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意识和媒体角色的定位出了问题。一是竞争失序，媒体失范。如今，新闻传播竞争进入刀光剑影的“红海”，舆论广场众声喧哗。为在茫茫信息大海中吸引眼球，不少自媒体选择剑走偏锋，升级灾难信息的娱乐功能。同时，失去信息传播垄断地位的一些地方媒体，为扩大稿件传播影响力，同样容易产生未经仔细权衡便仓促发稿的冲动。于是，在速度与激情的PK中，少数媒体不知不觉地在竞争裹挟下淡忘了新闻伦理与社会责任。二是商业驱动，狂蹭热点。灾难报道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自媒体通过消费灾难事件搭车热点新闻的目的或是基于自媒体账号商业价值增值的考量，或是通过制造娱乐话题博眼球、抢粉丝，谋求商业利益。三是底线失守，三观扭曲。灾难报道泛娱乐化不只是新闻价值判断上出现偏差、错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人性和生命的漠视，“苦中作乐”的极端化传播反映出部分媒体人“三观”的扭曲、职业素养的缺失。灾难新闻的“自媒体炒作—自媒体跟风—主流媒体跟进—更多自媒体跟进”式循环，不仅严重消解了生命本该有的严肃，更暴露出媒介底线的溃败——娱乐底线已然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四是调剂情绪，跟风传播。灾害中的受众承受着“负面信息”的不断冲击，出于调剂情绪需要通常会通过娱乐释放精神压力。新冠疫情期间，《下一站是幸福》《想见你》等剧占据了热搜位。不管是追剧或是追星，都是调剂情绪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喧闹的舆论广场上去“追”那些包裹着灾难内核的娱乐段子，却是踩着别人的痛苦自己作乐。

　　夏德元：虽然全媒体时代给灾难报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环境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但是媒体对灾难的“娱乐化”表达，折射出的是媒体对社会伦理的认知偏失。那么，灾难报道频繁地出现泛娱乐化现象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费雯俪：这种现象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幸存者造成的二次伤害。为了追求新闻价值和商业利益，部分媒体时常对灾难幸存者进行围追堵截，根本不顾及幸存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强迫他们回忆灾难细节和心理感受，令幸存者反复陷入痛苦的回忆而无法自拔。这样的“还原现场”不仅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还会让受众产生心理恐慌。更令人担忧的是，灾难报道中充斥着娱乐性的调侃语言，会使公共舆论语境发生悄然嬗变。其次是对媒体公信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媒体公信力建立在新闻真实性基础上，新闻真实是受众信任媒体的首要条件。而在传统新闻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共存的全媒体时代，部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频发信息不实、主次颠倒、态度戏谑的报道和推文，会让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逐步消解，进而使媒体丧失公信力。

　　吴华清：媒体报道构建的“拟态环境”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依然如此。地震、疫情、洪灾本是让人生畏的巨大自然灾害，而部分媒体塑造出来的“符号真实”却是调侃性的、娱乐化的，这或许能消解掉灾难带来的部分痛苦，却难以引导受众关注灾难、思考灾难，减少灾难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比灾难更可怕的是，灾难报道的泛娱乐化现象在今天的网络空间却见惯不怪。像生命逝去这样本来是世间最为严肃的事情，却在网络舆论中化解为段子的素材、消费灾难的食材。网络空间里面的娱乐文化，一旦突破本该坚守的底线，世界上还有什么事物不会遭遇戏谑和挑逗？更严重的是，本来以严肃为特征理应铁肩担道义的主流媒体，有的为了迎合流行的虚无和荒诞情绪，也在进行着自我解构。长此下去，将不只是媒体行业受到侵蚀，而且会对每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冲击。尼尔·波兹曼曾指出，“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这不能不令我们忧心社会的未来：一个日渐丧失严肃能力的群体，该如何去创造有建设性价值的未来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主流媒体，失去了严肃思考谨言慎行，便失去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即公信力。一味地追求娱乐至死，无异于主动找“死”。

　　夏德元：的确，媒体应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努力改进灾难报道的采编传播方式，提升媒体的公信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杜绝泛娱乐化现象在灾难报道中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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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雯俪：我认为要改变灾难报道的泛娱乐化现象要从机制和素养两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灾难新闻应急报道机制。在全球格局剧变、环境恶化的时代，灾难报道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家常便饭”，媒体针对灾难需要制定一套完善、健全的灾难新闻应急报道机制，基于这套对策机制，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都能做到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公众发布真实信息，而不会因为事件的突发性就束手无策。除了有利于媒体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快速反应外，健全的灾难新闻应急报道机制也有利于树立起正确的灾难新闻报道的价值观念与伦理规范。

　　二是提升新闻记者的专业素养。在报道灾情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需要严守道德规范，及时有效地报道灾情，持续关注灾情的进展，并向广大群众提供公开透明的各种信息，但要掌握好尺度，注重人文关怀，改进灾难新闻的采访及报道方式，避免对幸存者造成重复性的深度伤害。

　　吴华清：灾难报道的娱乐化现象由来已久，减少和杜绝这一不良现象，需要从媒体监管、媒体责任、新闻报道、受众疏导等多角度着手堵漏洞、开良方——

　　首先是要认清媒体责任。无论是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平台还是自媒体账号，面对灾难的新闻传播，首要责任是传递防灾、救灾的正面信息，而不是一味谋求点击率、转发量欧亚体育。媒体应当进一步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加强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无价的认知。

　　其次是要提升报道透明度。信息公开透明是防止灾难报道引发“次生灾难”最有效的手段，应当借助移动互联网的快速传播，让政府等权威部门掌握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广泛传播，对灾难进行全面报道，提升对灾害的准确认知，挤压由于信息不对称生发谣言、娱乐段子的空间。

　　再次是要加强对受众的正面引导。从受众角度寻找救灾对策，针对不同受众人群进行精准传播，通过新闻评论及时发声，引导群众从错误信息中摆脱出来。越是灾难时刻，榜样的力量越是不可小觑。湖北武汉疫情突发，当地医务工作紧张繁忙，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及时驰援，以高效、公开、透明的工作流程备受点赞。此时，公众人物发挥了榜样作用，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作了积极影响，让正能量新闻高歌猛进。疫情期间，韩红等歌手写歌、影视演员录制ID表达对全国抗疫的支持声援，发挥了媒体正面引导和名人榜样示范作用，也有效推动了武汉疫情防控的扎实进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