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娱乐报道的硬伤:一是。仅仅炒作明星。对有益的可读性强的事实挖掘不够，这是有些娱乐报道中的问题。如果仅仅围绕明星去炒作，这是，会脱离读者，以为明星就可以吸引人，这是错误的。是明星本身的事件性、娱乐圈的新闻事件吸引人，而不是明星个人吸引人。

　　二是庸俗主义。对绯闻比较关注，完全靠绯闻去吸引眼球，这样使得报纸的权威性和品位下降了，不能上升为主流媒体，人家说你是一个八卦媒体，是拿来消遣的。报纸是否庸俗的衡量标志可以说是绯闻和八卦新闻等。庸俗是低级的，是小市民意识的表现。庸俗主义能吸引读者，但代价是报纸的品位下降了。

　　问:现在庸俗化的娱乐报道很多，有人担心它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很坏的影响，您怎么看？

　　崔:庸俗的报纸不是一个导向错误的报纸。着重报道绯闻和八卦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不好的作用，但是不能把社会道德的败坏归咎于庸俗的娱乐报道。庸俗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笑料而己。因为读者是有判断力的，可以说，现在7岁的孩子就已经有判断能力了；对于不健康的报道，读者从中会得出自己的判断。就像老百姓对绯闻的街谈巷议一样，谈论的结果常常是贬低而不是褒扬。而且媒体在报道绯闻和八卦新闻的时候，也不是持赞扬的态度；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来看，对绯闻的需求不是时时的，不是必须的，而是暂时的，所以它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对报纸来说，庸俗的报道会降低报纸的品位，使得其他报道也不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社会风气的下降根本在于教育失当，学校的道德准则教育相对不足。因此，我认为，庸俗化要反对，但更要力戒。是中国报业存在几十年的顽症，害死人。现在的情况是“边缘报纸闯市场，主流媒体守旧营”。千报一面，缺乏特色也是的后果。

　　崔:主要体现在对同一明星的事翻来覆去地炒作，连手法都一样，毫无新意，千报一面。当某位明星走红时，家家报纸都爆炒，而且天天报道雷同的信息。其实对于这位明星来说，更应该挖掘的是他（她）的成长之路和背后的故事。不要过分宣扬诸如一曲成名之类的个案，应该看成功的底蕴、明星所付出的努力。举个例子娱乐报道，张国荣在拍摄《红色恋人》时，有一场戏要求戴着手铐和脚镣站在雨中，导演只要求他在出场时戴一会儿，但他坚持一直戴着，不久手和脚就磨出了血。这种敬业的精神、职业道德是我们更应该通过报道去体现的。其实对于明星来说，他（她）不只是有演出活动和绯闻等，作为一个立体的人，他还有其它的信息可以被报道。而且往往是那些信息更应该被报道。

　　问:我记得《青年记者》杂志有一期的刊首语中有人说，传播的本能是娱乐，娱乐的一极是释放，另一极是给养，给养生活的智慧。您怎么看？

　　崔:对，给养和释放两方面都有，比如说我自己喜欢看一些历史剧像《雍正王朝》等，看的时候会有意地注意剧中的人物协调关系、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可以说是我从娱乐中获得的给养，但是如果这些片子以给养为目的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说教味浓的状况，影响观众的收视兴趣；反过来如果是以释放为主，观众在娱乐中释放，才能在释放中得到给养。可读性和娱乐性较强，读者就有想看的欲望，读者想看了才能够接受教育。所谓“寓教于乐”而不要“寓乐于教”。娱乐报道的立足点应该是传递信息，而不是教育人。而且是可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的信息，这种信息应该是有可读性的，教育不能直白地说，而是蕴藏其中的。

　　崔:娱乐报道也要遵循新闻的基本规律。娱乐新闻也是一种社会新闻，引人关注的娱乐事件，就是重大的社会事件，避免娱乐新闻报道中的也应该坚持三贴近的原则，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可多以严肃的态度报道一些具有人情味的内容。

　　问:您刚才谈到娱乐报道庸俗化会使报纸品位下降，那么信报是怎么进行娱乐报道的？

　　崔:《北京娱乐信报》实质上是一张综合性新闻纸，不是专门针对娱乐圈的消遣休闲的新闻纸，它是严肃的、面向北京的主流综合新闻纸，这是它的方向；在内容上以新闻为主，娱闻为特色，还有消费服务指南，三位一体。以娱闻为特色是因为它的前身是《戏剧电影报》。

　　信报在娱乐新闻报道中高扬主旋律，严肃负责，立足于为读者提供娱乐信息，丰富北京读者生活，对娱乐圈中的不良风气进行监督披露，弘扬正气。比如对张国荣的报道，更应该看到他在香港是一个德艺双馨的演员。对刘晓庆涉嫌偷税案事件的报道，要通过报道启示和引导人们遵纪守法，如果将对刘晓庆的报道理解为炒作明星，那就是一个低级的毫无新闻常识的人的思维方式。再比如对于张铁林“性丑闻”的报道，娱乐圈有些人通过低级的手段宣扬自己，那么《北京娱乐信报》应该高举旗帜披露这种阴暗面。披露本身就是弘扬正气。

　　崔:从长远来看，当然是有格调的吃香。庸俗化会使报纸品位下降，这是一个规律，因为那样做必然伤害品牌，而品牌是商誉，商誉是报纸的生命，说到经营上，就吸引不了有品牌的广告。有格调的市场化的报道能够大量吸引广告，它的读者无论蓝领还是白领都是属于准市民层，而庸俗化的报纸的读者可能是休闲层或是其它层次的。重视品牌的广告像名牌车、表、房地产等都不会与绯闻为伍。从读者需求层面上来看，欧亚体育对庸俗的信息的需求只是信息需求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猎奇信息需求的一个方面，是可有可无的，对生产生活有益的信息才是必须的、有用的。新闻纸的基本功能就是传播有用信息，读者看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获取有用信息欧亚体育，尤其是对生产生活有益的信息。人们都有猎奇心理，但这只是人们心理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小部分，它并不等同于人们实际的信息需求，并且猎奇心理还会受到实际需求的限制。比如你到商场去购物，商场门口有人打架，你可能出于猎奇心理会关注它，但这只是暂时的，你更关心的是商场里卖什么、价格怎么样。所以说，就算是关注小道消息的人也不希望报纸上全都是小道消息。如果不能满足读者更重要更常态的实用需求，广告额就上不去，报纸经营就会受到制约，长久下去，恶性循环就会出现。庸俗化，还是有格调地操作，是报纸自己的选择，但对于报纸，市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记协自律维权委员会负责人近期呼吁新闻媒体庸俗之风，提高娱乐报道品位格调，这从另一层面上来讲是代表市场来说话，代表了读者的呼声。一直以来，政协委员、、执法机关对此的呼吁都是市场行为在各部门的体现。

　　问:有的学者提出以前是媒体主动，受众被动，现在受众主动起来了，媒体反而比较被动了。比如为了迎合受众获得市场出现了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庸俗化的现象，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受众和媒体的主被动的关系？

　　崔: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媒体被动并不是坏事，这个转化说明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体现了市场竞争，而且市场会发挥作用制约媒体的被动程度。庸俗化的娱乐报纸销量不大，比如说卖出一万份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争相低俗化就会走向。欧亚体育

　　崔:抢先报道，在难以得到独家新闻的情况下更强调独家视角。对重大的娱乐新闻用多个版面、大照片进行全面的报道。加大信息量，讲究包装，提高记者编辑的写作编辑水平。

　　问:《北京娱乐信报》常常对一些娱乐新闻进行重点报道，您认为重点报道和炒作的界限在哪？

　　崔:界限是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新闻“水分”。事实是一，炒成十分，这是炒作。从基本事件出发，在报道中画龙点睛、冲击有术，这是突出重点，抢读者的眼球。娱乐报道也是新闻，不要有恶意炒作的成分。

　　崔:根据明星人物的重要性和事件的社会影响力来确定是否采写，凡事物构成新闻就作为新闻来报，报道读者想知道的，而不是专家想知道的，也不是取悦明星，并且这些内容要全面地报道，对于揭露性的报道出发点应该是严肃的。对读者负责，能给读者以启迪，而不是跟着明星走。此外，还要注意到社会影响，比如对“绑架事件”的报道就要慎重，要考虑时机，过早的报道可能对受害人造成危险。《北京娱乐信报》就有过一次教训。吴若甫被绑架期间，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就作了报道，幸好第二天吴获救。这就是忽视了社会影响和事件的复杂性，差一点好心办了错事。还有揭露当事人不良行为的报道，当事人行为本身并没有触犯法律，危害很小，然而揭露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样的批评报道也要慎重考虑。

　　崔:首先对事实要核实，要找当事人双方核实，要追踪报道，有始有终，例如在对张铁林“性丑闻”的报道中，要完整地报道“性丑闻”的起因、进展和结果，完整的报道中就能暴露出一些演员利用一些低级的手段制造一些由头来抬高自己。涉及官司的最好在结果出来以后再报道，不过在这方面娱乐报道可适当放宽。如果在判决之前进行报道，更要注意采访双方当事人，在报道过程中要考虑到舆论，考虑到法庭的判决，要客观公正，不能自己做出有随意性的结论。

　　问:最近，发生了若干起娱乐记者“”影视剧剧照及记者被剧组人员殴打事件，4月7日，“娱乐江湖英雄会”在紫禁城、保利华亿等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和《北京娱乐信报》、《潇湘晨报》等报社的娱乐记者间展开，这是一次名为“无罪”的对话活动。您认为“”是行使监督权利的必要手段吗？

　　崔:在这次对话活动中双方各执一词。“”是否有“罪”现在比较难界定，但我认为“”不符合道义。即使是确实为寻找不得己而为之的取证也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允许，通过司法机关来进行。因为“”只能是属于一种司法机关才能运用的侦破手段。有的记者设局布套，不但“”还制造障碍，比如请“托儿”在街道上演骑自行车被撞的一幕，摄像机架在暗处，骑车经过的路人的态度，是救还是不救，扶还是不扶，要是给扶起来了，欧亚体育这是好人，要是走了呢，说人不好。如果我去救，有人说我故意给撞倒的，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因此用这种方法判断路人的道德是不妥的。还有的记者甚至采取诱人犯错的方式，你为什么要给人制造犯错误的机会？

　　问:现今在娱乐报道方面，电视娱乐报道似乎更为红火，对绯闻也关注得比较多，您认为电视娱乐报道对报纸娱乐报道有什么可资借鉴或警示的呢？

　　崔:两种媒体各具特点，其娱乐报道因此也各有长短。电视媒体报道时效性更强，更加直观形象，因此，电视娱乐报道对娱乐新闻的表现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娱乐的表现形式方面更多。报纸更具有传播信息的特征，因此娱乐报道可以更重视服务性、指导性的东西，报纸还具有可保存性，有据可查，其报道应该更追求准确和权威。

　　问:人们在谈到文化报道时常说娱文报道，似乎是文化报道依附于娱乐报道而被提及，文化报道的地位能被娱乐报道所覆盖取代吗？

　　崔:文化艺术报道较为高雅，是有底蕴的，不是大市场的。它可以提高报纸的品位，娱乐报道则是吸引关注，更具有大众性和全民性。信报是分设两个部门，一个是娱闻部，一个是文化部，如果合并为一个部门，热门的娱乐报道容易淹没文化报道。对信报来说，今后还将会增加文化报道，但是增加一个印张（8个版），一年就要多投入3000万元。所以，从总体的趋势上来说，文化艺术报道不太可能超过娱乐报道。

　　崔:“新闻＋服务”是成功的综合日报的做法。我们将加强生产、生活包括娱乐的服务性资讯，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做成“传统的新闻纸＋精品购物指南”。娱乐报道力求权威和丰富。但不管怎么变，都始终坚持做一份严肃的负责任的新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