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体育短短几个小时后，全国各级媒体集结甘肃，利用新媒体技术，从灾区不间断地传递出了最实时的新闻报道。

　　记者抵达灾难现场可能要突破重重阻碍，而当真的在救灾一线启动新闻报道时，媒体人的职业习惯会让救人还是采访成为并行的一种矛盾心理。

　　受访的主体往往是忙碌的救援者、等待救援的灾民以及沉浸在悲痛中的家属。记者的采访对于救援时间的占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救援的进度。

　　而对于新闻受众而言，亲临现场的媒体作为前哨，能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灾难现场的真实情况，因此，新闻产品需要聚焦的应当是还原事件现场，而干扰现场的任何行为，都应当坚决避免。

　　不得以采访拍摄为由耽误或漠视面临生命威胁的受害者；采访不能打断救援工作；记者应尽可能采访有时间、有能力接受采访的人员；避免不合时宜的采访，更要避免因自身采访行为带来意外伤亡。

　　2018年2月10日下午，香港大埔发生双层巴士翻车事故。直播画面显示，晚上7点50分左右，消防员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抢救，当救援人员想架起巴士，希望媒体能够让出位置，但是，却有记者要求“能多等几分钟好吗，因为有直播要做”，“阿Sir，给我们三分半钟可不可以？”

　　我们乐见于受灾群众豁达乐观，但是旁人的“调侃”尺度力度是否恰当，较难把握。

　　在新媒体灾难报道中，媒体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或为追求流量，或为脱颖而出，灾难发生仅仅成为流量符号，甚至有媒体用“萌化”“震撼”等方式对灾难进行解读，或将态度戏谑的报道和推文，送上热搜，类似行为都会逐步消解媒体的权威性和信誉度，进而损害传媒行业的公信力。

　　去年8月，四川、重庆等地持续高温，干旱、山火等灾情不断。川渝百姓众志成城全力抗灾，而“川渝人民要哭了”“四川重庆与退烧无缘”等娱乐化、调侃化词条冲上热搜。

　　对于自然灾害等严肃议题来说，娱乐化的消解是个危险信号。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大众在公共议题中丧失共情和思辨的能力。

　　灾难美学是指在灾难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在对灾难事件进行报道时，采用文学性、煽情性、故事化、夸张化的方式进行报道欧亚体育。

　　实际上，过度煽情化报道无关议题，过分强调人的情感与情绪也会弱化灾难本身的严肃性。

　　灾难发生后，有媒体热衷报道明星或企业的捐款话题。毫无疑问，这样的话题在灾难消息滚动更新的时期，相对轻松和可读，受众对明星或企业的捐款排名也有较高的关注热情，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

　　但过度宣传甚至以煽情式的报道冲淡灾情报道时，灾难事件就转变为了“灾难美学”。其煽情内容总有些消费灾难的嫌疑，影响了媒体对于灾情的专业讨论。

　　此类新闻不能增加有效信息的含量，只会成为正常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噪声，干扰正常的新闻传播与舆论表达。

　　在2014年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中，专业媒体人、文化评论人对媒体的煽情报道发起了批判。除了“媒体有三宝：转发，滴蜡和祈祷”这样的嘲笑外，他们还批评媒体以“少女范、琼瑶腔、小清新”来应对灾难，是 “媚俗”表现。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灾难中的痛苦视角可以在第一时间传达到新闻受众面前，但依托技术烘托灾难美学，对于媒体来说，是有失专业的表现。

　　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媒体不能只关注该说什么，该报道什么，而更要关注不说什么，不报道什么。

　　新闻媒体只有具备尊重他人个人隐私的自觉意识，同情和关怀灾难中的受害者及其亲属，才会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尊重、认可和信赖。

　　在19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地震灾区临时搭建的医疗车里，新京报记者马骏在直播采访医疗团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未成年伤者前来就医。

　　出于对灾民，特别是未成年人的保护角度出发，马骏和摄影记者第一时间回避了正面视角，也暂停了正在进行中的采访，选择退出医疗车，在外等候。保护灾民隐私的同时，也给了灾民第一时间接受救助的空间。

　　▲医疗人员查看灾民伤情时，记者不断提醒”不要拍到正面“，同时暂停了采访，和摄影记者一起退出了医疗车。图为直播画面截屏。

　　新媒体推动了灾难报道的时效性，拓展了报道视野，并产生了巨大的聚合能量，但其面临的雷区也更多，更具杀伤力。

　　记者肩负使命来到灾难现场，描绘灾难，尊重灾难，也要让更广泛的受众理解灾难娱乐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