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科技发展迅速。“千里眼”，“顺风耳”已出现了。日行万里已不是幻想。可是在这似乎美好的表面下，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环境污染。

　　电的发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电视、电脑、手机、吸尘器等等一系列现代工具已经代替了手。很受人们欢迎。可是，它们需要电来发动，电煤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是极不利于人体的。

　　一次性筷子，看上去很卫生。可是这些一次性筷子是砍伐树木所制造的。一棵成长二十年的大树仅能制成6000双至8000一次性筷子。我们一年就要吃掉1000万箱一次性筷子。

　　汽车、飞机等一系列的交通工具。大大方便了人们。但汽车所排放出来的尾气，会污染环境；飘向天空，会形成酸雨；被人体所吸进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的环境已经被极度污染，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爱护环境

　　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娱乐和教育等也发生着深刻变革。医学教育在医学人才培养、社会医疗事业推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技术革命尤其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对现代医学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为适应这种变革，21世纪的医学教育对现代医学科技革命作出积极回应，开展一系列改革的培养更多适应现代医学科技发展并具有科学思维的医学人才。

　　现代科技衍生出不同的门类和亚类，不同的门类和亚类渗透衍生出不同的交叉学科。在医学科技发展过程中，吸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环境科学、信息学乃至人文科学新理念和新技术，极大地刺激了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如核磁共振技术的引入无论在临床诊断还是在微观药物分子结构的研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药剂学研究中引入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药质体、分子生物学技术等促进药物的研发和使用，融合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和理论。在原有医学学科的基础上，发展了分子药理学、分子病理学等学科。因此，在医学科技范围内，单一的学科实际上已经集成了众多的医学技术，包括分子生物学、物理学、信息学方面的最新技术和知识。现代物理学、信息网络技术可进一步推进医学科技集成化，形成以某一学科为中心的技术群、知识网。

　　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呈现快速化发展的特点，包括新的医学科学技术的建立、推广和应用。随医学科技的发展，医学知识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医学论文、专利、专著、方法等飞速发展，医学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随现代网络“高速信息公路”的建立以及网络的扩大和提速，医学科技、医学知识实现了实时传播，全球共享医学知识。无论普通百姓还是专业人士，均能及时获得医学知识的更新。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无线G手机的普及使医学科技普及更快，更全面。从局域网到有线互联网时代，再到无线网络，现代信息技术正加速医学科技和知识的普及。医学知识不再专属于专业人士，而成为被普通大众接受的知识。

　　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新技术和新理论，包括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的引入。而新技术的发现则依赖于全新理论的指导。在现代医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现象，形成新的医学知识，多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催生新的理论，又促进技术发明，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现代医学科技中理论和技术密不可分，实际上是以医学科技为核心的技术群落支持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明。

　　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新理论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个人的行为独立完成技术和理论的创新。现代远程医疗系统的研发使来自不同领域、区域和层次的医学专家更加紧密地合作，为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由于医学科技集成化使科技合作在医学科研中更加突出，能更有效地提高效率。

　　在人类社会实践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中，没有创造性思维很难产生创造性成果。现代科技革命尤其是医学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知识和新技术手段的涌现更加依赖于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关系到医学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医学生是未来医学科学技术和理论应用与创新的主体，加强其创新思维的培养将提升未来医学的发展速度。因此在医学教育中，尤其是现代医学生的培养中，要培养更强的创新思维，建立以创新思维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在灌输现有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强调其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如利用数学建模的方法预测疾病的研究，需要在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疾病和指标之间的数学模型，利用强大的计算机网络和处理能力预测某一医学现象的发展规律。要求研究者通过发散思维利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工具建立并处理某些命题。

　　首先，现代科技革命包括医学科技革命使创新思维、创新成果评价的主体由科学家个体转向科学家联合体。医学科技创新思维的提出往往来自团队的智慧。医学信息爆炸式增长的今天，如果没有群体意识，或失去了社会联系，任何一个医学科学工作者将一事无成。其次，科技革命推动科学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包括区域间乃至国际合作，反过来，这种合作促进科技革命向前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现代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合作更加突出，联系更加紧密。最后，由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大爆炸时代已经形成，未来成千上万的专业论文、专利、评论产品的出现，知识和技术可能围绕某一专题展开，尤其是在医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和专利发明，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全部掌握，只有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群策群力，才可能较全面地掌握其发展动态和前沿。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主体，医学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工作者组成联合体彼此紧密合作，解决科学问题。

　　在医学教育基础知识（成熟的理论体系）的传授中，对新知识和理论体系的介绍较少。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带来庞大医学信息量，每天都有成熟或不成熟的技术和理论观点出现，这些知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广泛认同的医学理论所替换或更新。在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求医学教育加强新知识和新理论的传授，为知识更新做好铺垫。如近年来提出的网络药理学（诸如信号网络药理学等）、小分子RNA干扰技术理论的提出，使医学工作者重新审视药物作用及机理，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提出观点并发展不同的技术。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使复杂的医学问题简单化和实时化，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尤其明显。远程网络控制技术、网络会诊、远程课程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在医学教育、解决医学难题和医学继续教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现代医学教育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大学校园，而是向实现校际合作、教育资源和信息共享教育模式发展。如远程医学教育在继续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学习不需要长途跋涉，而是就地学习、更新知识。

　　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现代医学教育产业的运作模式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校际合作愈加紧密，诸如医学院校之间互派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互派访问学者等形式的合作。医学教育资源的急速膨胀也为学生学习选择范围扩大、个性化、互动式的终生自主学习提供便利。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背景下，尤其是医学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使现代医学教育具有开放性特点，这将冲击乃至颠覆传统教育模式。

　　传统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围绕某一层次的知识展开教学活动，往往忽视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现代科技和医学教育技术的发展，学生学习的范围、方法、时间等可选择性增强。来自互联网的医学传播平台，如各级精品课程网站、搜索引擎、论坛、各种在线即时通讯平台，尤其是专业的医学网站，均可提供各种医学知识。因此，在现代医学教学中，应逐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扩大可选择范围，逐步将以教师为核心的教育观念转至以学生为中心。

　　面对现代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需要培养综合素质高，社会工作适应性强的人才。根据社会需求设计培养目标，现代医学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坚持“产学研”培养人才的模式，加强医学基础知识教育，拓宽专业知识面，提高技能。

　　现代医学科技革命促进全球化发展，医学高等教育要适应科技革命，就必须改革运作模式，按现代科技发展提出的要求，建立多渠道、多方位的办学模式，如公私并存、中外合资等办学方式，提倡开放式办学。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社团之间，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不能局限于校园内象牙塔式的办学理念。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教育服务，医学教育也不例外，即医学高等教育与社会资源尽可能实现共享。医学高等教育所负的社会责任不单是培养人才，同时也要普及医学知识。随现代科技革命的推进，开放式的医学教育应为医学知识的普及承担更大的责任。

　　欧亚体育

　　创新思维是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创新思维作为智力的一部分，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少年智则国智”，国人的创新思维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而创新思维的出现需要培养和熏陶。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培养创新思维显得很重要，在医学教育中同样很重要。首先，创新思维的培养依靠一线教师的启发。教师的创新思维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可能，不妨邀请专职科研人员作学术报告或授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创新思维。其次，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开阔的视野。在医学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主动获取医学知识并非难事，关键是发挥监督的作用。除常规知识传授之外，在规定时间内要求学生阅读最新的医学进展并书写提交自己感兴趣领域的阅读笔记。此外，设立讨论课，要求学生阅读规定的文献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创新思维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可以在医学教育中设立科研基金资助学生优秀的创新性想法。

　　现代科技革命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合作、区域间合作乃至社团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1]。在临床医疗行为和医学科研中，合作尤其突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新技术、理论和方法，不可能单独承担医疗和科研项目。医学教育在培养个性的同时，还应加强合作精神的培养。在现有的实践性课程中加强团队合作，通过分组和考核指标，对每一位参与团队工作的学生的合作精神进行评价。另外，参与教师课题的研究工作，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团队合作，形成团队意识。

　　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特点，要求医学教育的内容更新，不能拘泥于以往基本知识的传授，而要拓展其内容，主要在新思维、新概念、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设备的介绍上突出新。教学内容最好由传授者自行拟定，不能局限于教材的内容。

　　对教学手段应当不断提高和改进。信息技术发展和软件的发展，使教学手段发生巨变，大量应用多媒体技术，包括动画、视频、音频和幻灯演示等。此外，随着网络的发展，远程网络课程成为医学教育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医学继续教育中，提高了传授知识的容量和传授效率。如在高年级医学生的专业课教育中，可直接采用数据库，检索需要的文献，针对医学症状现场讲解，这样既丰富了讲解内容，更新了知识，又拓展了思维。

　　强化实践教学功能。实践是获得理论的途径，同时也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在现代医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实践教学（实验教学）显得尤其重要。让医学生接触较先进的设备，亲自动手操作，掌握新技术，同时通过对新技术和理论的了解和应用，始终坚持产学研的道路，提倡医学生参与学术团体的工作，接触较前沿的理论和技术，拓展视野和提高实践能力。

　　[1] 黄浩明，赵国杰.现代科技革命与科技社团的国际合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2）：41-47.

　　[2] 王余丁.在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7，9（3）：1-4.

　　[3] 王跃新.现代科技革命与创造性思维的互动关系[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8（6）：21-24.

　　科技进步是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集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决定于整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和创新精神,可持续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为科普教育重要场所和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重要阵地的科技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我国科技馆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具有广阔前景，但也存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更进一步完善和深入探讨的诸多问题，现就如何实现科技馆的可持续发展，从科技馆管理创新、展品创新、服务方法创新及功能创新四个方面浅谈创新对现代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创新就意味着淘汰旧东西，创造新东西，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指出：“管理学及其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们现在都包含着人们的精神和创新”。在科技、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因循守旧的管理思想、制度和方式必然会严重阻碍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脚步。要想彻底摒弃这块束缚科技馆发展的绊脚石，我们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创新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管理方式，这正是现代科技馆管理的本质所在，是现代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哲学认为，人的思想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一切事情都是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的，思想意识的创新必然会带来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的创新，提高科技馆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更好地促进现代科技馆可持续发展。21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量、信息量迅速增长，这些都对现代科技馆的科教服务理念及服务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管理思想意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科技馆的发展需要，面对这种环境，谁能感觉敏锐，事事做出快速反应，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作为科技馆管理创新主体的领导者，只有抢抓机遇，高度适应新环境，创新思想、创新管理理念，密切关注未来发展趋势，打破科技馆管理常规，改革原始的、落后的管理工作流程，以超前的意识果敢决策，促进科技馆管理工作的变革与更新，才会打造出高水平的科技馆管理水平，从而为现代科技馆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因此，思想创新对于科技馆的管理创新起着决定作用，它是科技馆管理创新的根本。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切管理都不能离开制度，但僵化的制度不可能充满生机与活力，科技馆要想提高管理水平，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必须创新制度。国内外诸多管理理论的研究都已经表明，决定社会发展竞争优势的是人才和科技的优势，而实现人才和科技优势必然要靠创新的制度去保证。科技馆过去的管理制度常常是过多地规范人的行为，甚至以不犯错误为出发点，不鞭策落后，也不鼓励积极进取，抑制了人的首创精神，窒息了新生事物的嫩芽，这种僵化的管理制度极大地阻碍了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步伐。科技馆要想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要对传统的管理制度进行扬弃，通过改革与创新，建立一套崭新的运行管理制度，为现代科技馆的管理创新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保证。

　　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欧亚体育，它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它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就要改革或完善原有生产关系，使之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科技馆管理也是一样，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科技馆必须改革固有的僵化体制，开拓思路，创新管理方式，营造一种健康有序、和谐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说，管理方式创新是科技馆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在人才培养方面，科技馆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让我们的人才观念深入人心，吸引更多有志于科普事业的高素质人才到科技馆工作，从而为科技馆事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科学普及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以创新精神不断研制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展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是加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需求，是现代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一些传统展品现在已经成为很多科技馆的经典展品，在展区内必不可少。但很多传统展品参观起来比较乏味，很难激发观众热情，甚至很多科技馆相互克隆，这不仅使公众对科技馆的喜欢程度大打折扣，而且会影响科技馆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科技馆一定要在改进传统展品上创新思维。比如，对一些大众化的展品，如勾股定理原理展示、瓦特蒸汽机原理展示等展品，观众看上去比较枯燥，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兴趣。如果考虑到在展区内用和谐优美的语音、音乐及图像演示发明勾股定理及蒸汽机的详细经过，那么就会大大激发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更会加深对展品的理解，同时还能利用名人效应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发达农业，它一般以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工具为标志，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科技进步和创新、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现代产业体系健全为手段，所进行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的多功能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为支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近年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简称新晃县）按照“抓经济、靠科技，抓科技、促经济”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县”战略，认真开展科技扶贫、科技宣传和科技培训，大力实施科技示范项目，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科学技术在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加快完善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以新农村建设为平台，进一步改善农村农业生活生产条件，转变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集镇——中心村——基层村”三位一体的新农村建设格局，加快建设集中居住区和中心村，建设一批工业主导型、市场带动型、生态旅游型的重点镇。加强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街（镇）供水管网，电力设施建设，保障农村用水用电安全。全面提高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形成区、街道、村三级农业信息服务网络。结合农业生产规划布局，加强基本农田整理、农田水利配套改善和设备更新。加快水利综合治理工程进度，推进农田水利设施提档升级。

　　加快农业产业化升级步代，开发多功能农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是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动力的重要环节。近些年，新晃县现代农业虽然有较快发展，但是，作为山区县，发展的面很小，现代产业不多，科技含量不高。今后应在进一步实施产业规划布局的基础上以产业项目为支撑，采取企业为主，政府支持、农民参入、联合共建等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农业标准化基地，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农业功能，建设培植乡村休闲游专业村、特色村和农家乐精品项目，逐步形成农业观光、农事体验、农庄休闲旅游体系。开发农业生物质燃料、肥料、饲料。发展农产品储藏运输，乡土食品加工、信息咨询、农业会展等现代农业服务业，不断拓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渠道。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努力在名特优种苗培育、高效生态种养技术、动植物疫病防控技术，农产品加工及保鲜、“两型”农业技术等方面加以研发创新支持，形成一批创新成果。积极培养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农村营销管理人才、种养能手和能工巧匠等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高水平健康发展。

　　第二，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技推广能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农业是一个受社会生产力和自然力双重作用和制约的基础产业，要想从根本上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创新生产能力，就必须要加大农业中科技含量，增加农业中科学技术的有效供给，减轻农业遭受自然风险成本，促使农业生产形成一种长效的的增长机制。一是政府要在财政预算中不断增加对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经费的投入，与农业大学、科研机构、农业技术的试验站及推广站建立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与协作，通过资金的注入为农业科研能力的释放提供必要的物质先决条件，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现实生产力。二是要加快农技推广体系和机制的建立，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要求，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建立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机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为农村农业培育后继人才。着力优化农民务工就业环境、建立劳动求职、用工信息库、强化劳动用工信息，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各项权利，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网络，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力度，落实各项支农政策和惠农政策，积极扶持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鼓励农民通过资金、土地、劳力、技术、设施入股，引导农业龙头企业与参股农民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完善社会化公共服务机制，进一步提升统筹城乡发展，提高现代农业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推进现代农业体制机制创新工程，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规模效应。一是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完善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拓展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市场功能，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低押贷款等工作。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工作。支持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模式，推广“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二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内外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表明，要提高现代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和整体效益，就要走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路子。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财政补助。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积极鼓励和扶持发展跨地域跨行业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方式，切实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建立农业资金项目招投标制度，探索实行“拨改贷”、“拨改投”。探索建立绿色蔬菜、优质畜禽、名特水产等优势特色农产品补贴制度，不断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依托农村信用社，加快发展农村（担保）公司、村镇联社。发挥县农司的融资（担保）作用科技发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开发。鼓励有条件的农业龙头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募集发展资金。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战争失败后，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訢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5] 董光璧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6] 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2006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产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党十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最新定位。同时。这也为我市实施农业现代化工程、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赋予了新的内涵，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农业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超过土地、劳动力及物质投入要素。要加快农业科学技术创新的步伐，有必要借鉴和引入现代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以提高创新的效率。

　　临安市土地总面积2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76.55%，耕地面积仅18766公顷，占总面积的7%，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到80%以上的典型山区市。2013年，临安市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764元，同比增长13.2%，农业总产值实现48.6亿元，比2002年增长近百分之三百。

　　全市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要是以笋竹加工和山核桃炒货加工企业为主，有笋竹加工企业185家，山核桃炒货加工企业257家，2013年实现笋竹加工总产值31.84亿元，已经成为全国竹笋生产、加工、销售集散中心。临安市现有山核桃总面积达46万亩，占全国山核桃总面积的40%多。山核桃常年产量均在1万吨以上，占全国总产量的50%左右，2013年实现山核桃加工产值28.4亿元。

　　临安农业产业除了一二产业发展呈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外，三产发展更是后劲十足。临安的农业三产主要是农家乐和近年来迅速兴起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全市已有11个镇街、35个行政村，844户农家乐经营户，总床位量达到21953张，餐位数47360个，直接从业人员2528人。更可喜的是农产品电子商务得到快速发展，2013年，全市农村电子商务销售额已经形成10亿元规模，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经工商注册达20余家。

　　目前，我市拥有省级农业科技企业36家，杭州市级农业科技企业26家，各级农业龙头80余家。近5年来实施“低温压榨营养山核桃油研究与产业化”、“花香龙井茶生产加工关键技术应用与产业化”等国家星火项目11项，“高山设施花卉反季节生产关键技术中试与示范”、“铁皮石斛林下栽培关键技术示范推广”等浙江省级农业成果转化项目8项，杭州市级农业科技项目56 项，获得浙江省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2项，杭州市级科技进步奖1项目，5家企业成功实施浙江省竹产业提升工程项目，有效提升了我市农产品加工、农业废弃物利用科技支撑力度。

　　一是农业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土地流转渠道不畅。二是农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延伸不长。以竹笋、山核桃为代表的农产品仍以鲜销为主、初级产品为主、就近销售为主。三是存在过度经营，栽培管理模式单一。过量施用化肥、竹林退化严重，山核桃林地生物多样性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一些有知识、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向非农产业转移。五是专业技术人才农技推广队伍老化，“奔五”、“奔六”现象严重。从临安市级层面看，农技推广中心50岁以上人员占现有在岗人员的比重高达47%;六是重工业发展轻农业现象一定程度存在。市、镇（街道）两级尚未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构，尚不完善对产业化进行指导、协调、研究和探索。七是农业投入力量尚待进一步提高。虽然近几年我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各种惠农政策相继出台，但是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来说仍显不足，制约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1）加强资金要素保障措施，完善落实财政投入。一是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特别是要增加节地、节水、节肥及抗灾减灾等农业关键技术补贴。二是整合各部门的各级财政性专项资金，围绕现代农业的重点领域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三是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引导资金，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发展;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完善地方金融体系，促进民间资金转化为发展资本。

　　2）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措施，加快推动土地流转。一是科学开发利用低丘缓坡，加大农村宅基地整理和土地复垦力度，积极盘活和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二是明晰农村集体耕地、林地、其他集体土地及资产的产权，并使产权量化到个人和村集体，保障个人和集体的土地及资产的收益权，从而为加快土地流转扫清障碍。

　　1）加大企业创新引导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涉农政策重点向培育龙头企业创新倾斜，同时确保在坚果加工销售、高端商贸、健康养生旅游等方面引进一批创新项目。

　　2）加大支持企业参与或主持科技重大专项、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对于产业化特征突出的重大科技项目，可由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

　　3）支持企业参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及其地方创新团队、农业科技基础条件支撑体系和区域农业科技协作体系建设。

　　1）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为重点，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携手，搭建区域“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2）建立完善技术产业化交易平台，行业服务平台，教育培训设施平台，提高创新服务能力。促进农技推广工作的公益性与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努力把农业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3）加强质量、标准、认证、电商等公共平台建设，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争创名牌、市场拓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1）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不断壮大乡村科技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加快引进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和青年人才;重点培养一批农技推广人员和以初高中毕业生为主体的农村劳动力;对符合条件的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

　　2）加强对农业科技工作者人员的培训。建立村级农业科技工作联络员，根据本地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不断增强农村教育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着力提高农民对科技成果的吸纳能力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技能。

　　3）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实施工程。大力在科研单位培养领军人，在技术推广部门培养全能人，在农村培养新型农民人，对领军人、全能人和新型农民人做出贡献的予以表彰奖励。

　　临安农业现代化研究的展望，将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串联起来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用科技手段推动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即现代化农业将是未来的主旋律。

　　[2]刘佳.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N].经济日报，2009-12-8.

　　欧亚体育

　　[3]董长海，张广智.加快农业技术创新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EB/OL].（20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