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对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和一个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辩论进行社会进化论的诠释。文章指出，用单一大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历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直试图用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去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通过揭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根本及辅助机制，文章指出：因此，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

　　20世纪，主要国际政治大理论(如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通过这些辩论，国际政治学者就两个大的问题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第一，除了极少数学者之外，①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系统经历了某种形式的根本转变，尽管这些学者在根本转变的原因上持不同观点。②第二，不同的大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根本性的分歧，而这些根本性的分歧很多时候来自于这些理论的一些隐含假设，而不是逻辑的演绎。

　　笔者认为，这两大论题是紧密联系的，因而亦只有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才能充分理解。本文将对国际政治的系统性转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并以社会进化论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对其中的一个大理论辩论提供一个巧妙的解答。③

　　笔者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或者说是米尔斯海默的世界，Mearsheimers world)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或者说是杰维斯的世界，Jerviss world)。这一转变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行为的必然结果。④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一个国家征服他国或者被征服。通过征服他国来获取安全这一中心机制，与其他三个辅助机制一道，最终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由于国际系统经历了这一社会进化的转变，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适用于两个——而不是一个——世界。换言之，这两个理论分别只解释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类历史。国际政治不同的大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历史时期又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因此具有显著的“时代性”。

　　第一，虽然笔者重点探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但目标并不是想讨论或者捍卫现实主义。再重申一遍，本文的中心目的是要为国际政治学提供一个社会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即范式)，而并不是要赞同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⑤笔者的兴趣在于对这两种现实主义之间的辩论提供一个巧妙的社会进化论解答。

　　第二，虽然笔者主要探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但并不认为国际政治的演变开始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且终止于杰维斯的世界。之所以重点探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演变，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因为这一转变和争论对笔者的理论体系来说是一个相对方便的起点。绝大多数国际政治学者对这段时间的历史证据比较熟悉，但是对米尔斯海默的世界的形成阶段的历史证据相对缺乏了解，因为这段历史人们主要依赖来源于人类学或考古学的证据。⑥但是，笔者必须强调，社会进化论范式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米尔斯海默世界的形成，并可对国际政治的未来提供重要的探察，尽管其并不能确切地预见未来。

　　第三，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但并不意味着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能存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例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笔者只是强调这个系统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且不能回至过去。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社会进化论范式。第二部分简要回顾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论争，并指出二者的一个隐含假设，欧亚体育即国际政治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是该论争无法解决的关键原因。第三及第四部分陈述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事实，其中，第三部分揭示征服或被征服——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对国家行为的必然要求——是这一转变背后的根本机制；第四部分阐述这一转变的三个辅助机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对征服的困难性的认知，主权和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及扩散。第五部分讨论社会进化论范式对国际政治理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意义。最后是结论。

　　鉴于社会进化范式几乎需要一本书来阐述，在这里笔者将只简要地介绍社会进化论范式，重点阐述与下述探讨相关的内容。⑦

　　进化论方法考察的是由生命主导的系统。这些系统不可避免地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其改变的进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变异，选择(即消灭且保持某些表型/基因型)，遗传(即复制及传播某些表型/基因型)。只要这个系统存在，该过程就将会无限进行下去。

　　首先，由于进化过程中允许偶然事件的发生(例如，小行星撞击地球)，且变异是随机产生的，因此进化论方法既不能完全证明也不能完全预测某个具体的进化结果。⑧进化论方法的优势在于它对生命的奇迹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且完整的解释，而非进化论或者部分进化论的方法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解释。进化论方法是精妙的，它只需要一个机制：变异—选择—遗传。⑨进化论方法是精致的，它能够包容所有其他微观及中等层面的机制(例如，“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正如Daniel Dennett所指出的那样，⑩进化论方法，是“万能酸”，它腐蚀一切。

　　进化论方法并无方向性。进化的结果可能(事后)看起来是有方向性的，但是这个“方向性”是由“变异—选择—遗传”的偶然性机制产生的。而且，表面上的方向性可能是由于微观层面的某种力量与偶然事件交互作用产生的非意图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两个系统——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是进化论方法的天然领域：只有用进化论方法，才能充分理解这两个系统。虽然生物世界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化根本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亦有根本区别，而所有这些根本区别都可以归因于社会进化中出现了一个新力量。与生物进化中只有物质力量发挥作用不同，社会进化中有一个全新的动力——精神力量——发挥作用。精神力量赋予了社会进化具有生物进化中所没有的全新特征。

　　最显著的是，生物世界的客观现实都是物质的，但人类社会的客观世界不仅包含物质部分而且包含精神部分，而且如果没有精神力量，某些(反映精神力量的)社会事实将无法存在。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物质力量的存在，社会现实也将无法存在——只靠精神力量是不能创造社会现实的。正因如此，尽管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11)但社会进化论范式必须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交互作用，而不是单独作用，驱动社会变迁。

　　因此，社会进化论范式拒绝用纯唯物的方法或纯唯精神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社会。很明显，纯唯物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类创造了思想；纯唯精神的方法也一样站不住脚，因为即使人们坚持认为思想很重要——且思想的确很重要——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该思想是如何产生并存在与散播开来的。除非接受无限回归，否则我们就必须从物质的世界中寻找答案来解释某个思想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存在并散播开来。(12)社会进化论范式因此不仅比纯唯物论的或纯唯精神论的方法优越，而且也比那些未能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更优越。

　　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有机结合，也意味着拒绝给出物质或精神力量在历史变迁中的具体的相对重量或地位。(13)虽然社会进化论范式认为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精神力量，也就是说，物质力量在先，精神力量在后，但这并非指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发挥的作用小，或者说物质力量始终战胜精神力量。社会进化论范式只是强调在本体论上，物质力量在先而精神力量在后，且精神力量不能完全独立于物质力量而发挥作用。

　　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共存也意味着社会进化是以拉马克遗传为主(即表型可以遗传)而以达尔文遗传为辅的。(14)从社会进化的观念维度，表型的直接遗传(通过学习观念或行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驱动社会变化的关键力量。

　　社会进化论范式同样以一个单一的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来解释系统的变革及其相对稳定性。一个社会系统依赖于微观层面的力量来“内生地”(endogenously)驱使宏观层面的变革。这样一来，在大多数情况下，除非一个系统遇到强大的外部力量(例如，行星撞击地球)，否则该系统是相对稳定的。然而，由于微观层面的变化在系统内不断累积，当该累积达到临界值时，系统即能够发生变革。因此，通过将系统变革置于微观层面上，社会进化论范式因此将会使系统变革内生化：系统内部的行为者的作用与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系统的变革。

　　最后，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是理解生物进化的“万能酸”，社会进化论范式也是理解社会进化的“万能酸”。例如，社会进化论范式将许多机制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包含并整合了其他微观或中间层面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生存竞争、战略行为、选择、学习以及社会化等等。

　　在国际政治大理论的范式之争中，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也产生了重要的分歧：现实主义的两大流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尽管以相同的基本假设为起点，对国际政治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15)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一直都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主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通过有意识地降低他国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是完全的。相反，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主构成的无政府状态。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非通过有意识地降低他国的安全来寻求自己的安全，所以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冲突的，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性并非是完全的。(16)

　　显然，如果上述两种现实主义理论从相同的基本假设出发却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就必然有一些辅助的假设(尽管有时候不太明显)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7)由于两种现实主义的分歧源于其假设的不同，这些分歧就不能通过逻辑推演而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实证的较量”得到解决。只有“实证的较量”才能决定哪个理论假设更符合实证的证据(即历史)：历史是给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多的支持，还是给予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更多的支持？(18)

　　在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假设、且只能通过实证的较量加以解决之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致力于从实证上证明他们各自的理论是更好的理论。而双方也都认为既然他们将进行一场“较量”，那就公平地较量——他们将在同一历史时期进行较量。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几乎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大国时代，以寻找实证证据来支持他们各自的理论，而只是偶尔提到其他历史时期。(19)显然，他们都假定：国际政治的不同理论只能通过审视相同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

　　基于上述观点，这两个现实主义阵营事实上都在(隐含地)假定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大的改变。因此，两个阵营都相信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应该并能够被一个单一的但是优越的大理论——即他们所偏好的大理论——所解释。而这一错误的假设正是导致这两个现实主义之争无法被解决的终极原因(20)。

　　在以下两个部分，笔者将为这两个现实主义之争提供一个社会进化论的解决：这两个现实主义是适用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两个不同世界的大理论，因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而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方式就是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21)因此，除了内部发展和武装自己之外，一国必须通过扩张和征服来保障自己的安全。(22)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这一逻辑——“征服或被征服”，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根本机制。而且，这个根本机制是不可替代的。(23)

　　当一国追求征服且一些征服将取得成功时，两个彼此相关的结果就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国家的数目将减少，而国家的平均大小(以土地、人口和物质财富为衡量标准)将增加。

　　这两个相关的结果决定了系统中所有幸存下来的国家将聚合更多的、包括土地、人口和财富在内的资源。广阔的土地意味着更多的战略纵深；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军队能够被投放于战场；更多的物质财富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用来提高其军事装备水平以及必要时收买盟国。三个因素的增加将增强一国的防御能力。因为防御通常比进攻容易，所以，征服将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在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很有可能会更加热衷于征服其他国家的假定下，这一结果仍然成立，因为征服者仍将不得不面对更为强大的对手。(24)

　　如果是这样，当国家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逻辑——通过征服来获取安全——行动一段时期之后，他们的行为就将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心逻辑更加难以实现。

　　即便粗略地审视国际政治的宏观历史，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国家数量已经极大地减少，而国家的规模则已经极大地增加。据估计，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有60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25)而现在却只有200个。另据估计，人类人口从公元前100万年的100万增至公元前1000年的5000万，再至1900年的16亿。(26)由于地球的陆地表面面积继上一次冰川时代后基本没有改变，占据同样面积的国家数量减少就必然意味着每个国家的领土和人口增加。最重要的是，导致国家数量减少而国家规模增加这一结果的最核心机制无疑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没有间断的征服。(27)

　　为了进一步证实本文的中心论点，笔者将更详细地考察两个国际子系统——古代中国与后罗马时代的欧洲。(28)笔者将主要阐明在两个子系统中，征服导致了国家数目的减少而国家的规模则极大地增加。结果是，在两个子系统中，国家的消亡率都大大下降，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征服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记录的古代中国历史，有着经历多次“分久必合”的循环的独特特点。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将古代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主要的国家消亡时期(见表1)。

　　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1046-1044年至公元前221年。(30)公元前1046-1044年，商朝的重要部落——周，联合了800多个部落对商发起进攻。(31)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系统中所有的其他国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在这825年中，有800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被消灭，平均每100年中有超过97个国家消亡。

　　秦朝仅维持了20年就被汉朝所取代。(东)汉王朝在公元190年发生内乱，两个军阀(袁绍和董卓)之间爆发战争，中国由此进入第二个国家消亡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初，曾有超过25个大军阀。(32)公元280年，通过政变取代魏国的晋国消灭了系统中仅存的竞争者——吴国——并再次统一中国。在91年的时间中，有超过24个国家消亡，平均每100年中有26.7个国家消亡。

　　公元316年，(西)晋受到匈奴的进攻，中原又陷入分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才基本重新统一中国。但隋朝又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公元581-618年)，直到公元668年的唐朝，中国才重新获得稳定的统一。在长达353年的时间里，有28个国家消亡，平均每100年中有7.9个国家消亡。(33)

　　唐朝从公元875年至884年发生内乱，并于907年灭亡，中国进入第四个国家消亡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276年蒙古铁骑最终征服中国。在长达370年的时间内共有20个国家消亡，平均每100年中有5.4个国家消亡。

　　元朝于1368年被明朝所取代。1583年，最终建立了清王朝的女真人开始了其征服中国的漫长征程，并于1759年最终消灭了系统中其他国家。(34)在这177年的时间里，有7个国家消亡，平均每100年中有3.9个国家消亡。

　　为方便起见，笔者只考察欧洲大陆，而将海洋国家(比如英伦列岛)排除在外。(35)因此，欧洲国际系统在这里指的是西起英吉利海峡，东至乌拉尔山脉，南起伊比利亚半岛，北至挪威的地区。由于大陆国家的巨大份量，排除沿海国家基本上不影响笔者的结论。

　　笔者选择公元1450年作为考察的起点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首先，神圣罗马帝国于15世纪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其领域内开始呈现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局面。第二，在15世纪中期，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出现，由战争导致的国家消亡开始在塑造欧洲政治中起突出作用。

　　笔者把1450年到1995年的时间划分为五个阶段：1450-1648年，1648-1815年，1815-1919年，1919-1945年和1945-1995年。除第五阶段外，其他各阶段都包含了至少一次导致许多国家消亡的大战争(见表2)。

　　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欧洲国家消亡的第一个时期从1450年持续到1648年。在这一时期之初，存在581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这一时期国家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和荷兰的统一，瑞典和奥匈帝国的扩张以及奥斯曼帝国向东南欧的扩张。三十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该系统中国家的数目减少到260个。在这一时期的199年间，共有321个政治实体被灭亡。这一时期平均每100年中有161个国家消亡。

　　第二阶段为1648-1815年，这一时期国家消亡的原因包括拿破仑战争、普鲁士的扩张和奥地利的扩张。在这一时期的168年中，系统中国家的数目由260个减少到63个，平均每100年有117个国家消亡。

　　第三阶段为1815-1919年。这一时期国家消亡的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105年当中，该系统中国家的数目由63个减少到30个，平均每100年有31个国家消亡。

　　第四阶段为1919-1945年。这一时期国家消亡的主要原因是二战后苏联吞并东欧国家。在这27年当中，该系统中国家的数目由30个减少到25个，平均每100年有19个国家消亡。

　　最后一个阶段为1945-1995年。这一时期国家消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德国的重新统一、前苏联的崩溃、前南斯拉夫联盟和前捷克的解体。然而，除德国统一外，这一时期国家的消亡实际上导致了许多新国家的诞生。而且，这四个国家的消亡，没有一个是因为征服和扩张而引起的。因此，该系统中国家的数目实际上由25个增加到35个。

　　以上数据表明，虽然两个不同的国际亚体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演化，但他们却经历了相似的演化过程。处于两个体系中的国家数目都极大地减少，国家的平均大小则明显增加。(37)而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两个系统中的国家都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即通过征服和扩张获得安全)。因此，两个系统都最终走到了同样的结局：征服变得愈加困难(尽管有时征服会成功)，这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死亡率均呈稳定下降的趋势。

　　最近的历史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没有一个试图在欧洲大陆建立帝国的尝试是成功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非常接近成功，但是强大的反抗同盟最终战胜了他们。在现代大国时代，只有一个通过征服而获取地区霸权的尝试——美国的大陆扩张——最终取得了成功。(38)而显然，美国的成功主要归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美国对北美大陆的征服不会招致一个反抗联盟的包围。(39)

　　以上证据表明，如果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规则行事，欧亚体育他们同时也会令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逐渐不可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正是因为国家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行事，世界才会发生变革。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的内在机制将最终导致该系统的灭亡。

　　前述强调，国家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追求征服和扩张是导致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的根本机制。下面，笔者讨论进一步将国际体系固定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的三个辅助机制，而这三个辅助机制均依赖并建立在根本机制所导致的结果之上。(40)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之初，系统中可能也有其他类型的国家(例如，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然而，随着系统的进化，只有尝试并且成功征服他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够在系统中生存下来；而其他类型的国家，或者迅速地消亡，或者必须被迅速社会化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因此，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唯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中生存。

　　但是，当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到达其晚期，也就是说，国家的数目已极大地减少且每个国家的规模已显著增加的时候，某些国家就已经聚合了应对潜在的进攻者的足够防御能力。这样一来，如果这些国家选择防御性战略，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如果这些国家确实选择了这一战略，则一个新的国家类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就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系统中产生了。(41)而一旦国际政治系统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一种新的选择就在系统中变得可能。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后期阶段，大多数国家自身或通过结盟的方式已经聚合了更多的防御能力，从而使得征服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如果国家追求扩张并失败，他们将遭受胜利者的严厉惩罚。结果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更可能因失败受到惩罚(而不是获得回报)，有时候甚至是严厉的惩罚。

　　相比之下，尽管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可能不时地需要抵御进攻，但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最终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更可能成功地保护自己，也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承担因从事征服而失败的惩罚。

　　因此，随着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至晚期，系统中的选择将越来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利而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利。显然，这一选择倾向的基础是通过国家消亡而增加的国家的规模达到的。

　　如果国家是战略的行为者，他们必然也是学习的行为者：从长远来看，国家将学习并采纳那些他们认为有利于自身的观念，同时拒绝和抛弃那些被认为有损于自身利益的观念。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后期，征服变得相当困难，追求扩张的国家更可能被严厉地惩罚而不是获得回报。因此，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将逐步从自己(或他人)追求征服而失败的经验学习到这样一个观念：“征服正变得更加困难。”加之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我们应该预期大多数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最终学会“征服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观念，尽管学习的过程可能是较慢而且是非线)

　　因此，国际体系将逐渐演化成这样一个系统：系统中的大多数国家将放弃通过征服作为寻求安全的方式，因为他们接受了征服是困难的而且不再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观念。尽管这样并不排除会有国家继续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可能性，也不排除时而会出现几个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可能性，然而，由于这些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更多的是得到更严厉的惩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将最终接受“征服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观念。

　　在从失败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也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国家间信仰的转变——从“征服是容易的且是有利可图”的转变为“征服不再容易且无利可图”。

　　最后，在“征服不再容易且无利可图”的观念被国家普遍接受之后，通过防御战略而不是征服战略寻求安全的观念必然成为下一个在国家间传播的观念。这一观念的传播将强化国家信仰的转变——“从征服是容易的且是有利可图的”以及“征服性战略是获取安全的较优方式”转变为“征服不再是容易且有利可图的”以及“防御性战略才是获取安全的较优方式”。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讨论的观念的兴起和传播并不是个纯粹的观念的过程。相反，这一传播过程有客观社会现实作为其基础，而这一基础是由征服的不断失败以及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不利选择构成的，而这一点又来源于国家数量的减少和平均规模的增加。

　　只有通过越来越多的不成功征服，国家才能逐步认识到征服事实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征服在目标大多数都难以被征服的世界中，几乎不能得到任何回报。只有当“征服是容易的”这一观念被不断地证伪之后(或者“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征服是困难的”这一观念才能得到广泛地传播。

　　在从米尔斯海默的世界到杰维斯的世界的转型背后，第三个辅助动力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一对支柱观念的兴起与传播：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

　　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中世纪后，主权观念的逐步兴起和传播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43)但是没有人解释过主权观念为什么是在中世纪之后，而不是之前，才得以兴起和传播的。(44)

　　主权观念本质上是对国家系统中“共同生存”这一准则的法律承认。(45)因此，接受“共同生存”这一准则是向主权观念迈进的第一步。但是，接受“共同生存”这一准则必须依赖于“共同生存”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是通过征服和扩张变得困难而获得。在一个征服相对容易的世界，“共同生存”这一准则是不可能兴起和传播的。因此，只有当许多国家认识到征服的无效性，主权观念才能兴起。试想一下，如果国家之间的征服是相对容易的，国家又有何理由要互相尊重对方的生存呢？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政治中的准则是“国家拥有进行征服的权利”。“国家拥有进行征服的权利”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丧失其合法性，而尊重他国主权也在此后开始逐渐成为新的准则。(46)

　　主权观念的兴起又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客观的基础，因为民族主义必须基于对核心领土的占领。(47)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系统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系统。

　　第一，与“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相一致，(48)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珍贵财产的人民才会更有意愿和决心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抢夺他人的领土)，民族主义从而使得征服从一开始就更难以取得成功。而且，即使征服起初获得成功，接下来的占领将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民更不愿意屈从于异族的领导。最终的结果是，尽管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了许多战争的爆发，(49)却使得征服变得更加困难。(50)

　　第二，进攻性联盟由于各方不能够先就如何划分潜在的被征服的领土达成一致而无法存在和维持。而民族主义使得划分以及交换领土更加困难，(51)因此民族主义使得进攻性联盟通常不能形成和持续。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缺乏盟国的情况下更难发动征服战争，这将使得征服从一开始就更加困难且较少可能发生。

　　以上三个辅助机制，建立在根本机制所导致的结果的基础之上，在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辅助但不可或缺的作用。(52)他们与根本机制一道，逐步但坚实地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国际政治最近的发展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暴力征服导致的国家灭亡已经基本停止，(53)而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二战之后，国际系统中国家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在过去很少有生存机会的弱小的缓冲国(如不丹、卢森堡和新加坡)，能够在今天生存。(54)二战后，一旦国家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并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对该国领土完整的尊重便成为准则，而吞并另一个国家，哪怕只是其一部分，都已经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55)征服不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在国际系统中变得越来越非法。

　　纵观人类历史，大部分战争都是征服的战争。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进化消除了征服作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也就消除了很多战争。用约翰·穆勒的观点来说，(56)征服和扩张的战争正在或已经变得过时。(57)所有这些表明，国际政治已经坚定地由米尔斯海默的世界转化为杰维斯的世界。就国家生存而言，今天的世界比过去的世界安全多了。

　　在前面的讨论中，笔者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社会进化论的解释。本文的讨论确定地表明，那些不承认国际政治会有本质性的转变而相信国际政治将会永远停留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站不住脚的。(58)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因此，该系统的本质即便在这个系统的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保持不变的情形下仍可转变。

　　笔者的讨论还超越了以下这些论点：一些讨论探索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形成，但是对其进化成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却没有任何的表述。(59)另一些讨论强调国际政治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无政府状态，但没有充分解释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是如何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60)最后，笔者的讨论还超越了那些对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仅做出部分解释的论点。很多人强调规则和观念在约束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但没有解释这些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61)还有一些提法提到了观念的产生和传播，但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却没有包含客观和物质世界，因而也就无法为观念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一个内生的解释。(62)例如，Wendt认为三种无政府状态只能通过自我增强的行为来维持，从而仅能通过外在的观念和实践的改变来加以转变。对Wendt来说，(63)不同的无政府状态之间转变的原因是纯观念的，从霍布斯世界到洛克世界的转变的一个特定前提是“一个从全新角度自我审视的原因。”(64)但是，他从未解释除了听从他人的(比如，Wendt本人的)说教之外，国家为什么想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及实践。

　　在笔者的讨论中，国家无需听从外部的说教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观念及实践：观念和实践的转变是内在驱动的。笔者不仅仅强调转变背后的观念作用，而且还为观念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本调，国家数量的逐渐减少和规模的逐步增加为几个强大的观念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且这些观念的产生和传播进一步强化了系统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

　　如果本文对国际政治的进化诠释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一诠释就对理解国际政治(以及更广义的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将只讨论这个方法对国际政治的两个直接意义，对其理解社会变革的更广泛的意义则留在他处讨论。

　　如果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且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那么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无论他们多么复杂——都是注定不可能解析国际政治的全部历史的。系统理论只能够用来解释一个特定时间框架内的特定系统。而这正是为什么过去国际政治的三个主要的大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辩论没有得到解决的最终原因。(65)

　　这三个大理论都是系统性的理论，但都不是进化性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大主要理论的倡导者都在努力证实他们所偏好的理论是理解国际政治的更优的(如果不是最优的)理论。这样一来，他们都隐含地试图用一个单一的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而这种能够用一个更优或最优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的信念的背后，就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假设：国际政治的本质一直以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样一来国际社会，这些大理论之间的辩论就等于都一直在试图将一个非进化的理论强加于一个进化的系统之上。

　　国际政治的本质一直以来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假设是错误的。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因此，尽管某些特征(如无政府状态)一直存在，但其本质还是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试图将一个非进化的理论强加于一个进化的系统之上(即，用一个大理论来解释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是注定行不通。(66)

　　而一旦我们找到了大理论的辩论没有得到解决的终极原因，对这三个大理论的辩论的解决办法也就一目了然：国际政治的不同时代可能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换句话说，这三个大理论可能适用于三个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67)

　　首先，进攻性现实主义似乎并不太适合“(现代)大国时代”的历史。进攻性现实主义预测每个大国都将寻求扩张和征服直到获得地区霸权，因为扩张和征服是获得安全的最佳乃至唯一途径。然而，米尔斯海默自己也承认，除了美国的扩张以外，其他在大国时代的扩张企图最终都失败了，而且扩张国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预测(或建议)大国继续追求扩张，就是要求大国追求不可能的目标并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而这将违反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战略行为体的假设。

　　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似乎更符合大国时代的历史。防御性现实主义预测征服将是困难的，帝国将不能持续。而大国时代的大部分历史似乎表明这是事实。(68)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清楚地得出防御性现实主义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更符合大国时代的历史的原因：到了大国时代，国际政治已经开始向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演化。在大国时代，国家的数目已显著地减少，而国家的平均规模已明显增加。因此，将焦点集中于大国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为他们的理论找到了正确的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因为国际政治在大国时代已经开始从进攻性现实主义朝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方向演化，故而，关注大国时代也就意味着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一直在试图从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为他们的理论寻找依据。

　　于是，虽然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都努力从大国时代提取证据并解释历史，但他们其实应该关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应该关注的是大国时代之前，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应该关注大国时代本身。因此，虽然这两个现实主义可以从方法论上统一，但他们本身不应该统一，因为这两个理论在本体论上是不相容的：他们来自于(并服务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69)

　　新自由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关系更加复杂一些。杰维斯正确地指出：“新自由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分歧不仅被夸大了，也被误解了……他们的分歧至少部分地归结为他们试图关注两个不同的领域：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问题，而现实主义则对国际安全更感兴趣。”(70)

　　但是，杰维斯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一个更为显著的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一直试图考察国际政治历史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或1495年至今)，(71)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很少贸然闯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用以支持其理论的实证案例都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新自由主义的自觉的时间限制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它清晰地表明，尽管新自由主义也假装想证明新自由主义适用于整个国际政治的历史，但是他们早就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新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理论也许能用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却对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几乎毫无用处。

　　新自由主义者承认他们的理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是正确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只能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进化而来，却不可能直接从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进化而来。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其逻辑是灭亡或被灭亡，追求合作的行为将无异于自杀，亦不会有太多的重复合作。

　　只有在一个以“共同生存”为逻辑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欧亚体育，合作才能成为一种可行的自救方法。(72)而只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来源于重复合作交往的观念和规则才有机会被固化为国际机制。重复的或制度化的合作需要有一个客观基础，而这一客观基础只能由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化所提供。因为这一转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大致完成，所以新自由主义者有意识地把他们的研究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且该系统的本质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正因如此，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来分析。因此，那些试图证明某一个大理论是相对于其他理论而言更“科学地”、更优的理论其实是在做无用功。这些辩论应该让位于使适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个理论更加完善的研究。在没有首先确定某个理论要解释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前，我们不大可能知道哪一个大理论是更优的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是有时代性的，而不是无时限的。

　　关于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认识，不仅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家在目前和未来如何寻求安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冷战结束后不久，米尔斯海默和范·埃弗拉之间有一场关于欧洲未来的小辩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发，米尔斯海默大胆地预测欧洲的过去将是它的未来，因为稳定的两极结构已经崩溃。(73)而从防御性现实主义出发，范·埃弗拉强调欧洲将不会重蹈覆辙。(74)

　　我们的讨论应当会平息米尔斯海默和范·埃弗拉之间的辩论。虽然我们不能完全预测未来，(75)但我们能自信地声称：国际政治将不会回到“肮脏、粗暴和短暂”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或经历所谓的“(长)周期”，因为一个进化的系统不会回到过去或者循环往复。如此一来，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可能是指导今天的国家的安全战略的好理论。因为我们生活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防御性现实主义才是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好理论。

　　因为国际政治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且其本质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国家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大理论指导其安全战略。一个崇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可能会在过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成功，但是如果他现在仍然继续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将会在现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遭到严厉的惩罚。相反，一个崇尚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在过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里可能会灭亡，但却极有可能在现代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里成功。欧亚体育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着相似的命运，有可能在将来的世界里比后者更成功。自二战以来，世界似乎是在朝着一个更加重视规则和制度的方向进化，尽管力量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因此，一个国际政治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个过去的时代，并不代表其自然会成为一个更好或最好的引导国家现行和未来安全政策的理论。一个能很好地解释过去的理论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好理论，但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与未来的好向导。更具体地说，米尔斯海默过去是对的，但是现在是错的，将来也将是错的：他的政策建议将给今天及未来的世界带来灾难。相对的，杰维斯过去是错的——他的政策建议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是自杀行为，但是现在他是正确的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将是正确的。最后，基欧汉过去是错的——他的政策建议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也是自杀行为，但他在二战之后也许在变得越来越正确，而未来可能更正确。

　　正因如此，当一国决定采用某一特定国际政治大理论来指导其政策时，它的决定不能仅建立在对某一理论的科学价值的评价上，而首先必须看其所在的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而后再决定某一理论是否适合他所处的世界。用一个来自于并适用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大理论来指导另一个时代的政策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使被选择的大理论在“科学意义上”是个好的理论。

　　笔者提出了一个理解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论范式，并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争提供了一个社会进化论的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并指出了在这一深刻变革背后的根本机制和三个辅助机制。

　　自从沃尔兹的结构主义的革命以来，国际政治主要的大理论都是系统理论。然而，系统理论仅仅是动态的理论(即在系统中的事物不停地彼此相互作用)，却不是进化的理论，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一个系统怎样演化为另一个不同的系统。(76)没有加入进化的因素，系统理论只能理解一个系统内的动态性，但是不能解释一个系统怎样进化为另一个系统。因此，系统理论不能对跨越时空的国际政治提供充分的解释——只有社会进化方法的理论才可以提供这一充分解释。

　　因此，国际政治必须成为一个社会进化的科学：国际政治的学者必须“给达尔文应有的尊敬”。(77)套用Hermann Muller的话，国际政治科学领域没有进化论的一百五十年已经足够了。(78)

　　③笔者用范式(paradigm)来指大的基本理论体系，而用方法(approach)来指比范式小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技巧(比如，定量分析)。

　　④笔者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来标记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个世界大体上与温特(Wendt)的Hobbesian的无政府状态和Lockeian的无政府状态相对应。所谓不可避免，仅指在所有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例如，人口的增长，武器的完善)，这种转变才是不可避免的。所谓不可逆转，指的是虽然某些因素含有过时的观念或实践，但是这个系统不会逆转至过去。

　　⑤在其他地方，笔者会说明这两种现实主义均不完整，需要更加连贯一致的阐述。

　　⑨相比而言，神创论需要许多“神的设计”来解释鸟为什么有羽毛或者变色龙为什么会伪装。进化论方法的这一特征使其更类似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23)因此，笔者希望批评者找出能够不需要依赖笔者提出的根本机制而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转变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其他解释。否则，他们的批评就是不成功的。

　　(29)详细的计算可以向作者索取。表1和表2的数据亦可用来得到其他结果(例如，不同时期国家消亡的百分比)，但是这些结果并不妨碍国家消亡率逐渐减少这一中心结论。

　　(30)国家消亡其实开始得更早。我们选择公元前1046/4年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因为商周间的战争有明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具体年代也已经被最近的考古学研究所确认。

　　(33)从这一时期开始，系统中的国家数目均从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中计算得来。为节约篇幅，笔者没有列出具体的国家(或军阀)名字。

　　(36)这些国家的消亡实际上导致了系统中国家数目的增加。因此，计算这一时期的国家消亡率并无太大意义。

　　(37)笔者并不认为两个系统的进化是线性的(即国家的数目稳定地下降，国家的平均大小稳定增加)。实际上，两个系统都经历了反复时期(国家的数目在某一时期增加)。在欧洲系统中，最近国家数目的增加实际上支持了国际系统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观点。

　　(38)米尔斯海默列出了五个试图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日本帝国，拿破仑法国，魏玛德国，纳粹德国和美国。其他征服欧洲大陆的失败国家包括菲利普二世时代的西班牙，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40)虽然之前有人论述过第三个辅助机制(即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例如，John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World Politics,Vol.25,No.2,1983,pp.261-285.但它并不是作为全面解释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述没有提到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客观基础。笔者将这三个机制作为辅助机制，并不是指他们不重要或者说是次要的，而只是强调如果没有根本机制发挥作用，这三个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可以再增列在社会变更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其他机制(例如，军事技术)，但这些机制是第二位的，且包含在社会进化框架之中。

　　(41)这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生物意义上的突变体。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晚期，一些国家可以选择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

　　(42)这个学习过程是一个从失败中学习(negative learning)的过程。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从成功中学习(positive learning)一直受到的关注。然而，人类由于惰性倾向于继续做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从失败中学习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与从成功中学习同样重要的作用。从失败中学习然后再从成功中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See Karl Popper,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Claredon Press,1979.

　　(52)笔者提供两个可能的分界线来明确区分两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守的划分)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乐观的划分)。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威斯特伐利亚象征着杰维斯世界的萌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象征着杰维斯世界的成熟。

　　(57)穆勒的论点“大的战争正变得过时”比笔者的论点更宽泛，因为笔者只是主张以征服为目的战争正在变得过时。笔者并不排除大的战争正变得过时的可能性。穆勒的论点只是一个纯观念性的论点，且没有对为什么国家现在“不喜欢”战争提供基础。对于大的战争逐渐减少的更新的讨论，参见Raimo Vayrynen,ed.,The Waning of Major War,London:Routledge,2006.

　　(66)这并不是要否认大理论之间的辩论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

　　(67)当然，不同的大理论也能出现在相同的时期，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对相同国际政治事实有相当不同的解释。

　　(71)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宣称它适用于更长的历史时期(比如从古代中国和希腊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