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四川省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一时间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涌入地震灾区。他们中间除了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有那些被老师们称为“刺头”的孩子们……5月初，有媒体报道称，非京籍毕业生落户政策“严控年龄”。根据这项政策，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超过这个年龄限制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将不能够留京……

　　9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昨日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四部法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意见稿中拟规定，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并增加了校长任职资格要求、提高民办校地位等一系列重要条款……

　　10月初，重庆铁路中学一家长联系校长表示愿出资40万元把全校学生的智能手机换成非智能的。该家长表示，中学生用智能手机弊大于利，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学校决定开设“传统手机试点班”……

　　事件：“延续了29年的9月10日‘教师节’，今后可能要改日期了。国务院法制办昨日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四部法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意见稿中拟规定，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并增加了校长任职资格要求、提高民办校地位等一系列重要条款。”（来源：2013年9月6日《北京晨报》）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将教师节定在9月10日是考虑到全国大、中、小学新学年开始，学校要有新的气象。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解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而从此以后，老师便有了自己的节日。

　　2013年，国务院呼吁变更教师节时间其实从2004年就开始了，改或者不改都成为了当前社会和教育人热议的话题欧亚体育。

　　“拟将教师节由9月10日改为9月28日，是因为9月28日这一天是孔子的出生日。为进一步提高教师节在全社会的影响，从七届全国人大开始，连续六界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姜健代表2002年在她提出的议案中建议将中国教师节由9月10日改为孔子出生日――9月28日。此后有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先后提出类似的提案和建议。”姜健代表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列出了在议案中的三条理由：一是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对中国2500年历史的影响无与伦比，他首开私人授学之风，有教无类，其教育思想至今仍闪现着夺目的光芒，在国人心目中，孔子就是教师的代名词；二是孔子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现实中以及未来发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将教师节改在孔子出生日，有利于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是孔子在人类历史上同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将孔子生日定为教师节。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育学博士朱季康表示，教师节作为一个法定节日，在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的公众知晓度，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不应随便更改。

　　“虽然以前有过众多日期的设定，但9月10日的设定已有20多年，现在随意更改，只能是徒然浪费公共资源的一种行为。”朱季康认为，有人将孔子称为“万世师表”，但孔子形象的当今内涵与普遍理解意义上的当代教师内涵还是有相当的差异。孔子可以作为教师的一个形象，但不能完全概括当代教师的全部内涵。孔子除了作为教师外，本身还具有很多其他政治、文化、思想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符号，不适合作为教师形象的独一代表。

　　在贵州省法学会原秘书长、贵州工业大学客座教授光潜看来，教师节改形式不如改变作风。

　　教师节定什么日子本就可以有N种理由和标准。比如，可以以古代教育圣贤为理由，可以以近现代教育圣贤为理由，还可以以历史上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进步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者（政治家、教育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为理由，如此等等。当初把教师节设定为9月10日也是理由充足、言之凿凿的。因此，我认为教师节定在哪一天，依据什么理由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教师节的实质意义在于如何把尊师重教，师德师风发扬光大，为莘莘学子行为立规，为社会风气净化示范为第一要义才是正途。

　　教师节既然是一个国家法定节日，就应该有一个怎么“过”的实质性范式问题。28年来似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章法，基本上是各地为政，各校为政，五花八门，教师节也因失范而有失尊严。进入21世纪后，教师节逐渐演变为社会之诟病，陷入拜金主义之泥沼不能自拔。教师节的主旨本是尊师重教，在今天却面临着被世俗化的尴尬转变，教师节在现在便是一年一度接受学生送礼，实则是家长献礼的日子。

　　在第29个教师节时要求全国1400万教师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这不足60个字的要求中，“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就有40字，占了三分之二，都是讲师德师风、学德学风的。

　　无论是否改变教师节的日期，其根本的目的仍是想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来强调尊师重教。正如光潜所说：“尊师重教才是教师节的核心价值观，教师节定于何年何月何日只是一个形式问题。”

　　事件：“又到毕业求职高峰期，今年有近700万高校毕业生将走出校门，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也创造了所谓‘史上最难就业季’。

　　根据官方数据，今年中国将有699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19万。与此同时，招聘岗位却大幅减少，苛刻的学历、年龄、户籍等“中国式”就业歧视再次引发热议。”（来源：新华网）

　　毕业生们还来不及与四年的同窗依依惜别，没时间去怀念校园时光，便匆忙投身到招聘大军之中，漫天飞舞的简历和表情各异的面试官让一批学生望而退却选择继续深造，而另外一部分被招聘撞得“头破血流”的毕业生们，有的无奈选择了回家，有的顽强的选择了继续。我们常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也常形容挤在招聘大军的学生们是“撞了南墙仍不回头”。

　　2013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做客新华网两会访谈时谈到就业难是否和扩招有关系、扩招到底是利多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时，他这样回答道：“我觉得有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扩招是政府的决策，我个人也是赞同的，一方面满足社会对高层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满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接受到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如果不扩招，这些增加的学生是否就不存在就业问题呢，我想同样存在。而且这种就业的压力会提前到四年以前，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机会上大学，高中毕业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就业问题。既有联系，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经过三四年的学习，高校学生的基础面、必要的素质和能力肯定比高中生要提高不少，创业的意识、就业能力也有所提高，这对他们就业有一定的好处，当然大学生群体是在学生群体中素质比较高的，所以社会舆论高度关注，所以也就带来了就业的压力。”

　　已经33岁的博士毕业生朱文在这场就业博弈中无可奈何地做了“博士后”。朱文只是这样一群人的一个缩影。像她这样经历了本科扩招就业难、挤上考研大军、研究生毕业待遇不如本科生、再去读博、只能“博士后”的情况，在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的近十年里年年上演。就业难的原因并不仅仅来源于大学扩招，纵观就业条件，摆在最前面的便是工作经验的限制，然后便是一年高过一年“要求”。拿朱文来说，她硕士毕业时，由于没有过硬的实习经历，26岁的年纪离新闻单位要求能“跑”的年龄又大了些，被迫无奈只能选择继续深造，然而当她博士毕业之后再面对的则是“海外高水平大学留学经历”“访问学者头衔”。从时间轴上看，她的步伐永远都要比现实慢半拍。

　　更多非名校大学毕业生则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形势。性别、相貌、身高、血型、星座、心理问卷、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考试，成为很多毕业生就业路上的“拦路虎”，虽然官方出台各种反就业歧视政策，但在现实中能用此维护自己权益的少之又少。“毕业即失业”是很多不知名高校独立学院学生的现状。

　　著名媒体人信海光认为，国务院在五月份这个大学生就业的关键时间段重申各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的政策绝非无的放矢，因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难在落户上。这在北京、上海等对户籍限制严格的直辖市尤其明显，所谓“进京指标”的存在，既限制了毕业生们择业的范围，也给一般企业招纳优秀人才制造了困难。而从包括所有城市的大学生就业的全局看，户籍限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城市之所以热衷于对大学生落户进行限制，中国的户籍政策之所以难以松动，实质是因为户口总是与利益相联系，被附加了不菲的“含金量”，这种“含金量”实际表现为集合在户口之上的各种既得利益，比如城市市民所享有的就业、教育、补贴、社会保险乃至物价方面的种种优惠等。只有打破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使各城市居民之间以及城市与全国老百姓之间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纠结在大学生就业领域的户籍之困才会彻底消散。

　　事实上，很多毕业生已经不局限于“北上广”等大城市，也不拘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铁饭碗”，但连“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入伍”都不是新闻的时代，大学生的求职之难已非前代可比，许多大学生开始自寻出路。

　　其实，求职条件苛刻的根源还是“僧多粥少”。教育部网站21日再次贴出通知，要求全力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除惯常的“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服务”外，“深化教育改革，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长效机制，着力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毕业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成为引人注目之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根本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必须着力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让大学办出个性和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形成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政府应建立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除了放权给予大学办学自外，还应该建立公平就业机制、打破户籍制度等障碍，从多方面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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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普惠免费型“学生430素质营”在全区所有小学（含九年制学校）正式开营，此举标志着成华区实现了普惠免费型“学生430素质营”全覆盖。

　　据了解，目前，成华区在全区所有的小学（含九年制学校）共建立“学生430素质营”点位35个，前期托管托教2500名学生，分为97个素质拓展队，为确保每个“学生430素质营”的正常运行，共组织了121名教师、公务员以及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学生430素质营”工作。（来源：《成都晚报》）

　　每天下午4：30后，大部分家长都或多或少因为工作原因，无法接送孩子，学生放学后下午4：30到家长下班前90分钟成了“线素质营”便是成华区为解决学校放学后、家长下午6点下班前学生失管失教“真空”，全新推出的社会管理模式。成华区社区教育学院综合部部长罗凯说社会关注，去年他们在成华区各小学做了一次摸底调查发现，近70%的家庭表示希望学生接受托管，“需求是很大的。”

　　“事实上，在很早以前便有这样类似于学生托管的私人场所，但是当时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从2007年深圳的社区学生作业室开始，这类托管机构便开始系统化并且公益化。

　　“素质营”是普惠性、公益性的，活动场所设在成华区各小学（含九年制学校），有需要的学生均可申请参加。每学期、每所学校平均接收100至200名学生。成华区教育局负责人介绍，“素质营”虽然设在学校，但实行“学校教育退场、社区教育进场”，每天下午4点30分放学后，便由社区教育学院牵头组织学生开展各种素质教育活动，老师即使参与相关工作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课程设置“跑跳投掷、吹拉弹唱，无所不包”，每所小学会根据自身强项提供教学硬件资源。

　　教育的组成部分应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缺一不可。而就现阶段我们的教育仅仅只有学校和家庭的互动，社会的存在感一直很弱。“430素质营”便体现了这一社会功用。“真空时段”里面的学生，在家长和学校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社会便挺身而出，起到了一个查漏补缺和监管作用。

　　事件：10月初，重庆铁路中学一家长因儿子沉迷于玩智能手机成了近视眼，换普通手机后视力好转。该家长联系校长表示愿出资40万元把全校学生的智能手机换成非智能的。该家长表示，中学生用智能手机弊大于利，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学校决定开设“传统手机试点班”。（来源：《东方早报》）

　　“我只是一名父亲，只是关心孩子。”“40万换手机”家长的这句话，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有人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论如何，这位父亲关心孩子身心健康，并推己及人，其善意初衷和良苦用心值得称赞。

　　搜狐网网友异魂梦称，现今智能手机如潮水般在社会上风行，而在校园里很多学生也机不离手：放学走在路上玩微信，上自习、睡觉前聊QQ，甚至课堂上也有很多学生痴迷于手机游戏。长久如此，孩子们的视力、颈椎、记忆力等必然会出现问题。而且长时间玩手机也会使孩子经常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缺失了面对面的沟通能力。换成普通手机后，这些行为很有可能得到改善。这位家长的行为，是关爱孩子的一种善举。

　　“相比为学生更换非智能机，更加关注学生们为何沉迷于手机，才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钱教授在接受光明网采访时说：“40万换手机，这样的做法从家长的角度讲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提倡这样的行为，说白了就是因噎废食。所以，家长应该加强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及时地排解和引导孩子的心理诉求。只有青少年的精神层面得到充分满足，他们才会意识到现实生活更加具有吸引力。否则就算更换非智能手机，只要孩子的心理缺口依然存在，他们也不难找到其他替代工具。”

　　凤凰网网友曾小萌认为：手机对不同的学生产生的效用也是不一样的，有孩子在用智能手机玩游戏，但也有很多孩子在用智能手机接触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况且不少益智游戏也是有助于开发孩子思维的。所以用不用智能手机应顺其自然，不应“一刀切”。否则，只会遏制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手机说到底只是“器物”，孩子玩手机成瘾，错并不在手机，更不在智能手机。与其更换智能手机，倒不如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让他们逐渐培养出应对诱惑的能力。

　　事件：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一时间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涌入地震灾区。他们中间除了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有那些被老师们称为“刺头”的孩子们，而更让我们深思的是，这样一群在平时同样让我们不感冒的“差生”，却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

　　我们总是习惯将尚在象牙塔的学生们比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仿佛他们在我们世俗的眼中只是还没长大的孩子。或许，在4月20日之前，他们的确如此。

　　然而，一场地震，一夜之间，曾经饱受诟病的90后学子们，让世界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那群在灾区中坚强、勇敢的孩子。在他们之中，有品学兼优的尖子生，也有离经叛道的“刺头儿”，还有处境尴尬的旁听生。

　　换一种眼光看孩子，让评价走出“分数”的怪圈，因为“人类的一切天赋，必须点点滴滴从人的自身发展而来”。“小孩子懂什么？”，在这个态度下，牛顿是被认为笨伯，瓦特是被认为凡庸，爱迪生是被认为坏蛋，陶行知多视角看孩子的告诫未曾引起当前教育评价的实质性震动，间或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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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天生我材必有用”。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论教育》中尖锐指出：“实施教育这个过程的开端，要则着眼于一种朴鄙而尚未成形的人类状况，要则着眼于充分发展的状况。如果我们假定后者先行出现，那么自斯以降，无论如何，人类肯定便已经蜕化而陷入野蛮风气。”

　　处于求学的孩子，由于他们年龄小，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再加上他们的爱好与特长不在于此，所以一部分孩子不喜欢学习，但是一味地责怪就让他们爱上学习了？他们缺少的不是批评，而是理解、鼓励、宽容！之所以我们一味地批评、指责他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急利思维（认为他们顽劣或未考到高分数）没有改变他们在我们教师眼中的形象。

　　这些在灾区的学生们，此时此刻，他们没有所谓的“差生”和“优生”的区别，他们都是一样的，都奋斗在救灾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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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学生分类的标准是分数，然而投身社会之后，更多被提到的却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差生”。我们常说“唯分数论”的制度，将学生扁平化，单方面地决定了一个孩子的未来，这样做是不科学的。同时我们又在思考，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为什么“差生”反而在社会上更能吃得开呢？

　　北大才子“猪肉哥”陆步轩说，现在有种现象：学校里学习好的孩子，走上社会没出息；调皮捣蛋的孩子，社会上却混得很好。孩子学习好，听到的都是赞美声，走上社会脸皮薄、受不了挫折；不好好学习的孩子经常被罚站、挨骂，走上社会后，人家骂一句，笑笑就没事了，反而百折不挠。

　　衡量人的智力不完全看掌握知识的多少，适应能力、交际能力、应变能力等等都在成功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些能力往往是成绩差的学生普遍具备的。

　　因此，中国的教育改革，最主要的是改革教育理念。不但要让学生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更要让学生学会适应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