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的《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推出了一期关于“跟踪社会”的特刊，旨在从不同领域的视角出发，共同关注线上追踪（online tracking）这一问题。它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种权力问题；它既关心大数据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也关注无所不在的监视所导致的恐惧。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为你总结了这期特刊的导言部分所阐述的核心观点。其中，作者解释了“跟踪社会”这一话题重点关注的四项议题：隐私、数据、权力、歧视。

　　各种形式的在线跟踪（从简单的Web Cookie到跨越不同设备的复杂技术）是数字化的支柱，它既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恐惧：它为用户和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定制更有针对性的内容；与此同时，对（经常）不知情的用户而言，无处不在的跟踪，加之不透明的数据处理方式，总是引发来自各方的批评。近年来，追踪相关问题越来越受到专家和公众的关注。关于大数据、隐私、过滤泡或治理算法的激烈辩论，也已成为日常新闻的一部分。

　　因此，欧亚体育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并积极塑造这种新兴的跟踪社会？这必然需要多学科的努力，把握这一现象的角度也不胜枚举。本期特刊试着将各个学科、各个角度集合在一起，力图涵盖这一广阔的领域。

　　正如所有跨学科的尝试一样，在元层次上欧亚体育，研究者存在着迷失的内在危险。换言之，研究者更多会去关注“如何”谈论它，而不是“实际问题”本身。追踪的过程到底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我们是否应该从“以技术为中心”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追踪的实践和互动放在我们关注的中心，会不会更有成效？到底是什么让社会背上“跟踪”的标签？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想要对跟踪社会有一个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有几十种方法可以回答它们。

　　虽然某些跟踪技术可能是新的，但是，跟踪作为一种活动，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收集和处理关于他人的信息，以便能够与他们互动。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说：“人们彼此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基于他们对彼此的了解。”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生死问题：与我互动的人是否有伤害我的意图和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这是一个权力和控制的问题。在这份导言之中，我梳理了跟踪社会的四个核心问题，供未来的研究者们参考。

　　一个明显问题是：媒体技术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能力，已经对隐私构成了威胁。尽管许多学者同意隐私的重要价值，不过，他们一直在努力搞明白，隐私究竟是什么？毕竟，隐私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思想自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在家中独处、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免受监视、保护自己的名誉以及免受搜查和讯问。

　　因此，媒体技术对隐私构成了威胁，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但对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人们的看法却并不一样。我们似乎很难将隐私本身确定为一种价值，特别是在一个（潜在的）具有各种不同文化的全球环境中。因此，Helen Nissenbaum建议我们在具体的社会/技术背景下分析隐私。她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宣称“私人”与“公共”之间的二分法，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一个领域被认为是公共的东西，在另一个领域可能是私人的。我们愿意把我们财务生活的细节呈现给我们的会计师，但通常不会向他们展示我们赤裸的身体。相反，尽管医生对我们的健康了如指掌，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会掌握我们的收入情况。简而言之，隐私只能通过语境来理解。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互联网还处于萌芽阶段——David Lyon就预见到了监视社会的出现，他是这样描述的：在大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庞大计算机数据库里，我们个人生活的精确细节被不断收集、存储、检索和处理。

　　这种定性可以很容易地适用于当今的许多社会。然而，这句话中的所有要素都必须从我们当前的角度进行仔细的重新思考：这里所描述的“精确”的程度，被视为“个人”的深度，被视为“巨大”的规模，以及公司和政府权力增加的程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属性来描述“监视”，我们必须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相对基本的监视做法，与现在的监视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如果没有当今无处不在的数据，过去几年的许多激烈辩论都不可能发生。我们根本不用担心由于个性化内容而产生的过滤泡，也不用担心通过微观定位对选民的操纵。

　　同样，一些根本的关切也并不是新问题。例如，帕特南已经警告说，在世纪之交出现了“网络巴尔干化”，也就是说，公众会出现分裂。欧亚体育但在这个时候，这并没有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只有数据在规模和普遍性程度上的激增，再加上技术的进步，才助长了与大数据相关的希望和恐惧。如今，我们生活世界中几乎没有一个部门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大数据的深刻影响。如果没有跟踪技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许多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敲响了“监视资本主义”的警钟，却也有学者称赞从追踪技术让我们有可能理解整个“客户旅行”——从最初对产品产生兴趣到最终购买。Netflix产品副总裁Todd Yellin赞美“行为数据”的效率，他还将地理、年龄和性别等公认的人口学因素归类为“垃圾”社会关注。这与Chris Anderson的大胆预测一致，即大数据将结束对理论的要求。如果可以通过复杂的数据分析生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为什么还要建立理论呢？批评者提醒我们，数字不能“自己说话”，我们不应该“被大数据的承诺所诱惑，从而使理论变得没有必要”。

　　虽然仍然有无数的公司提供追踪服务，这个市场已经展现出重大的集中化趋势。举两个例子，广告公司aQuantive被微软收购，Google收购了DoubleClick。互联网的“平台化”已经将互联网转变为一种基础设施，可以轻松地进行远距离跟踪，不同的是，早期的互联网是围绕超链接建立的（例如谷歌网络搜索）。

　　当然，这些发展不是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也在努力遏制不断扩大的跟踪系统，并解决信息宣传活动所涉及的权力不对称问题。例如，欧盟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列入了“被遗忘权”，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今，各会员国也被要求使其法律适应数字时代的现实。目前，对平台和中介机构的监管这一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然而，追踪者和反追踪者之间的“军备竞赛”，显然是相当不均衡的。

　　前面提到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与跟踪有关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强大的行动者收集不同语境下个人和群体的详细信息，从而严重影响其生活。许多学者指出，平台和其他重要行动体的做法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服务于特定的功能，主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人们一直担心，与先前对互联网的看法相反，特别是随着流程的自动化和可扩展性，互联网可能会助长更多的不平等。同时，大多数相关决定都是黑箱操作，因此很难被注意，甚至更难被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Taylor（2016）所指出的，来自的数据主体面临着被忽视或被歪曲的双重风险。

　　为解决这些不同的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各种尝试（从模糊的道德准则到更具体的措施），例如算法审计（algorithm audits）。许多人呼吁通过某种形式的“数据正义”（data justice）或“设计正义”（design justice）来实现更多的公平。例如，我们可以使决策过程更加开放和更具参与性。

　　必须说明，欧亚体育到底问题出在了额哪里，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充满了争议。这些讨论基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倾向，因此也给出了非常不同的答案。有些人可能会寻求扩大政府的控制，也有人认为，扩大政府控制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也提醒我们，追踪技术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决定论的。如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一种“共同进化”（co-evolution），在不同的背景下，技术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

　　原标题：《跟踪社会（tracked society）：你需要关注的四项研究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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